受贿行为是较为多发常见的违纪违法行为。准确认定受贿行为，离不开对谋利要件的正确理解和把握。一般受贿行为可分为收受型和索取型。根据《刑法》和《纪律处分条例》的规定，收受型受贿的谋利要件为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索取型受贿即索贿，其谋利要件为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。在实践中，对收受型受贿谋利要件的理解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，一是对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理解不准确；二是认为只要具备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即具备了谋利要件，而不考虑是否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。

例如，在某案中，某私营企业主丙为获得一项工程，找该市文化局副局长甲帮忙，并送给甲10万元。后甲向文化局某处处长乙打了招呼。乙找该市副市长（乙的朋友）办了此事。第一种意见认为，甲向乙打招呼，属于向下属国家工作人员打招呼，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。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只要甲明知私营企业主丙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承诺帮忙，就具备了完整的谋利要件。两种意见均认为甲的行为构成受贿。

对此我们认为，上述意见显然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。对作为收受型受贿谋利要件的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。其中，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具体有三种情形，一是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、负责和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，二是利用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，三是利用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。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也有三种情形，一是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（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），二是具体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，三是实现了他人谋取利益的结果。认定收受型受贿的谋利要件，既要具备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的一种情形，同时还必须具备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的一种情形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对所举案例的两种意见中，第一种意见即属于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不准确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包括利用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“职权”。该案中，文化局副局长甲的确是向下属工作人员打了招呼，表面上是通过有隶属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办事，但下属却并不具有相应“职权”，而是利用其私人关系办事，这就不符合法律文件规定的“有隶属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‘职权’”。否则，就会出现某甲本人亲自办理尚不具备相应职权，但让下属办理反而具备相应职权的悖论。因此，甲的行为不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。

第二种意见则属于以偏概全。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下称纪要）颁布后，工作实践中有的观点没有全面的理解《纪要》对受贿罪作出的规定，认为只要明知对方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承诺，就全部具备了受贿的谋利要件。这是非常片面的，同时也是不正确的。例如在该案中，文化局副局长甲明知私营企业主丙有具体请托事项，也承诺为对方谋利，还实施了相关行为。但这只说明甲具备了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的要件，而不能证明甲具备了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的要件。因此，谋利要件并不齐备且此问题无法认定。在工作中，应注意避免这种认识，克服一看到有请托和承诺就认为可以认定受贿的倾向，而必须全面的衡量受贿行为的谋利要件，准确把握和认定。

对于所举案例的定性，根据具体案情和证据情况的不同，可作以下考虑。一是认定甲乙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共犯，条件是甲乙之间存在共谋或者分赃，所谋取利益为不正当利益，且行为发生在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颁布实施后。二是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收受礼金性质，即甲通过乙以私人关系为他人办事，与甲利用私人关系为他人办事并无本质不同，该行为不构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，因此对甲的收钱行为以收受礼金违纪论处。